最后轻描淡写的让人难受
对于纪录片导演森达也的第一部剧情片而言,悖谬之处在于他一方面试图在影片中保持审慎的记者视角,对于这一历史事件——实际上构成了Covid期间lockdown造成的法西斯主义和生命政治问题的寓言——保持审慎的外部视角,但在另一方面上,由于新闻记录片必须通过话语(对白)进行推进,而历史影片恰好必须得彻底从无到有进行设计,因此“外部”视角便不再可能,《福田村事件》显得有些类似原教旨主义的“左翼电影”——甚至可以追溯到“倾向电影”,再或者30年代中国最原初的左翼电影美学——几乎没有一处对白不是功能性的席勒化表达,而这种功能性呼唤着一种虚无缥缈的苏联的集体主义乌托邦式革命,这在当代,特别是立教派同辈的“shirake一代”显得极度幼稚。
打着集体主义的善的幌子行个人主义的恶
(感觉森达也作为纪录片导演出身社会使命感真的很强)也许,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的“希望”根本就不存在。百年以后,极端的民粹主义依然没有改变。
3.5,冷静的白描让这场历史像一个人类社会学的实验性样本展现,不安和恐惧在里面任其潜伏、蔓延。当关东大地震把它催化成一种集体歇斯底里的党同伐异时,暴力自然会不可避免的发生,只是它的荒诞程度放在照镜子的当下多少显得有些可怖了